我的童年记忆，是从雪城火车站开始的。

那是个疯狂的年代，大喇叭里的歌曲斗志昂扬。

我爸把我放在了候车室冰凉的长椅上，再也没回来。

不知道坐了多久，我饿了，哭声引来两个公安，带我去了站前派出所。

公安阿姨给我扒了个热乎乎的烤土豆，问我叫什么。

我狼吞虎咽地吃着，说叫小武。

她问我姓武还是叫小武？

我说不知道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被送去了雪城儿童福利院。

那天雪好大，我怀疑和我一样，是天空不要它们了。

福利院那些人嘁嘁喳喳，说我大约五岁，还让我姓党，我不同意。

坚持两天以后，他们给我起了个名字：武爱国。

我不喜欢，固执的让所有人都喊我小武。

我忘了自己姓什么，怕改了名字以后，再也回不了家。

讽刺的是，后来我回去取档案，去派出所办了身份证，名字还是武爱国。

我在福利院待了四年，认识了好多字。

那里的生活谈不上幸福，吃不饱，冬天一手的冻疮。

每年的大年三十后半夜，我都会被噩梦惊醒，每次梦境都一模一样。

梦里看不清人，耳边都是响声，像是过年时放鞭炮，又像是枪战片里的场景，随后通红一片，天与地仿佛都在燃烧……

1981年刚入冬，我翻墙跑了。

我知道自己不是孤儿，我有家，有爸爸妈妈，尽管他们的样子早已模糊不清。

跑出来的前几年，我一直在街头要饭。

有时我会去一些饭店，捡饭桌上的残羹剩菜。

我卑微的像条流浪狗，嫌弃、白眼、辱骂与毒打，是家常便饭。

我只想活着，无所谓尊严。

我有过小伙伴，可走着走着就散了。

二丫病死在了我怀里，平时红嘟嘟的小嘴像纸一样苍白。

那天夜里，我把她放在了派出所门口，躲在暗处守着，直到有个公安叔叔出来，我才哭着跑了。

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想交朋友。

我时常想，为什么自己从未做过坏事，但人间疾苦，却没有一件放过我？！

1984年的夏天，在京城一座立交桥下，我认识了一个邋里邋遢的老头儿，我们很投缘。

我每天去要饭，回来分给他吃，他给我讲了好多江湖故事和规矩。

可没多久，他不见了。

三个月后，京城落了初冬第一场雪，听说他死在了看守所里，我很伤心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老人绰号老王爷，是道上赫赫有名的贼王！

他并没有教我什么，却是我的启蒙老师。

不知不觉，我成了一个贼。

江湖有暗语：西北玄天一枝花，横葛蓝荣是一家；虽然不是亲兄弟，谁也未曾分过家。

其中：“荣”，称之为荣行，也叫小绺门，就是我这个行当：

贼！

江湖黑称[老荣]。

京城叫佛爷，天津卫叫小绺，上海叫贼骨头，川省叫贼(zúi)娃子，浙南叫绺仔，当阳叫偷不佬……

在东三省，普遍叫小偷、钳工或扣皮子。

我没有团伙，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师傅。

少管所、收容站和拘留所就是我的学校，里面那些贼都是我的老师。

我给他们洗脚、捶背、按腿、值夜，卑微的像孙子一样。

甚至还不如孙子。

孙子在家里有人疼，我没有。

他们想打就打，想骂就骂，从来不把我当人！

进去的次数越多，我的嘴就越甜，也越会来事儿。

扒、划、镊、夹、掏、抓、套……偷的方式千变万化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的手艺也越来越好。

[摘挂]，包含两种扒窃手段。

第一种很低级，指的是在火车上，小偷故意将自己的衣服挂在乘客衣服旁，以拿自己衣服为幌，趁机取走乘客衣服中的财物。

第二种，则是荣门难度最高的技术活！

指的是光天化日之下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摘下别人脖子、耳朵以及手腕上的金银首饰和名表等等。

这种技术，必须是经验丰富、手艺精湛的老扒手才能做到。

而我在十九岁以后，视觉、听觉、触觉、嗅觉、知觉及直觉，都已是出类拔萃，[摘挂]手法出神入化！

老王爷曾经说过：偷，是会上瘾的，一上瘾就以此为乐了。

我不否认他的说法，这个行业确实是这样，尤其第一次出手，紧张、惶恐、刺激、兴奋……像初夜一样。

可我和他们不一样，我没瘾，只为活下去。

我谨守荣门规矩，不贪，更不求发财，每次够我一段时间的花销即可。

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

我只想回家！

找到我的爸爸妈妈！
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我用脚丈量着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。

十六年里，我跑了太多地方，东到抚远、南到海南、西到喀什、北到漠河。

我像匹孤独的狼，经历过太多太多苦难，却从未沮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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